首页>矿业要闻>黄金、稀土产量第一，铁矿石进口占全球85%，中国为何没有市场定价权？
黄金、稀土产量第一，铁矿石进口占全球85%，中国为何没有市场定价权？
最近的黄金产业高峰论坛，再次让国人揭了次伤疤，中国作为全球黄金产量第一大国，却没掌握定价权。
据2016年数据，我国黄金产量为453.49吨，已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
虽然随着去年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推出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黄金——“上海金”，以及我国多家银行成为伦敦市场金银协会黄金定盘商，中国在国际黄金市场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但是大家注意，仅是增强而已，我们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定价权。
不只黄金，铁矿石，石油，还有稀土，铜、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也同样处于被操纵的地位，更令人痛心的是，作为供给方的中国商品却经常处于低价销售的状态。
1、为什么中国没有国际贸易定价权？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考，宋鸿兵先生在2006年就给出了答案：中国缺少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
人们经常困惑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为何缺少定价权。沃尔玛可以将中国企业产品的利润率压榨到令人心碎的程度，经济学家解释说因为它是最大的消费者，而且代表着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拥有着定价权。也有人解释说沃尔玛掌握着美国市场的销售渠道，渠道权决定了定价权。
那么铁矿石呢？石油呢？药品呢？客机呢？视窗软件呢？中国几乎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也完全掌握着中国市场的销售渠道，作为最大的消费者，怎么别人说涨就涨，说多少中国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掏腰包呢？
实际上，中国缺少定价权的关键问题是没有金融的战略制空权！
金融行业对于全社会的各行各业而言，是绝对的主人。谁控制着金钱的流动，谁就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
对于垄断着美元货币发行权的国际银行家而言，如果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降价，一个电话就足够了。还要不要融资？如果不答应的话，这家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到处碰壁。
金融行业就像一个国家的战略空军，没有空中打击的支援，地面的各行各业势必陷入与其他国家惨烈的肉搏战，甚至自相残杀。拼价格低廉、拼资源消耗，拼工作环境恶劣。
一句话，在国际市场中，没有金融的制空权，就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也就没有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必须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原因。
2、什么样的货币堪当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呢？
英镑和美元都曾是世界货币群雄之中的翘楚，它们成为储备货币的历史，其实就是英美国内经济在稳定的货币度量衡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坐标系下，物质生产迅猛发展，最终逐步主导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历史。
英镑和美元的良好声誉的基石就是黄金和白银。
金银本位所提供的稳定财富度量衡，不仅是英美经济崛起的保障，也是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历史前提。
在西方所有“现代”债务货币中，最坚挺的莫过于瑞士法郎。全世界对瑞士法郎高度信赖的原因简单之极，瑞士法郎曾100％的被黄金所支撑，具有和黄金等同的信誉。
人口仅720万的弹丸之地，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曾高达2590吨（1990年），占世界所有央行黄金总储备量的8％，在当时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德国、和IMF。当1992年瑞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IMF 禁止会员国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瑞士最终迫于压力被迫将瑞士法郎与黄金脱钩，随后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逐年下降，到1995年时，仅剩下43.2％。
到2005年，瑞士仅剩下1332.1吨黄金，这个数量仍然是中国官方黄金储备（600吨）的2倍多。随着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的下降，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也逐渐日薄西山了。
日本的黄金储备在2005年时仅有765.2吨，倒不是日本不愿意增加黄金储备，而是被美国禁止增加黄金拥有量，原因就是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保卫美元的意志。
世界黄金问题专家费迪南.利普斯是瑞士著名银行家，与罗斯切尔德家族一起成立了苏黎世罗斯切尔德银行（Rothschild Bank AG in Zurich）， 并执掌该银行多年，他于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利普斯银行（Bank Lips AG in Zurich）, 算是国际金融帝国的“圈内人”。
在他的《黄金战争》一书中披露，1999 年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 在巴黎召开的年会上，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日本银行家向利普斯抱怨说，只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还在日本“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就被禁止购买黄金。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确使用这笔巨额财富将关乎未来中国的百年国运,这决不仅仅是分散金融风险这样简单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战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最终实现在一个国际“后美元体系”中的货币霸主地位。
3、中国还未掌握国际黄金市场定价权的原因
目前，全球拥有国际黄金定价权的是伦敦黄金交易所和纽约黄金交易所。
作为全球黄金产量第一大国，中国之所以还未掌握国际黄金市场的定价权，金砖汇通首席策略师赵相宾在接受中采访时表示，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全球黄金消费网络、黄金金融交易市场方面的发展起步较晚、程度不高。
“比如英国掌握了话语权，因为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从事黄金贸易的矿产商、加工商、贸易商等，都认可伦敦黄金交易所的报价，都把黄金拿到伦敦黄金交易所做交易。”赵相宾解释道。
赵相宾还指出，随着“上海金”的推出，已经可以看到我国正在向获得国际黄金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迈进，但依然任重道远。
他建议，可采取集中-分散-集中的方式，建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黄金交易市场平台，“集中以我们国家黄金交易为核心，分散到每个国家，金融机构能来我们这里进行集中地交易、交割，进行价值的挖掘，实现风险的规避。”
中国黄金企业如何“走出去”？
由于黄金资源开发具有投资小、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且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条件要求相对不高；而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黄金资源丰富、消费旺盛，但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亟待来自外部的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的支持，“走出去”已然是中国黄金企业的共同选择。
中国黄金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充分发挥黄金文化的纽带作用。尤其在黄金消费这一领域，建议国内一些知名度不高的黄金饰品企业，面对国内竞争压力过大，可通过精美的工艺、文化的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黄金消费市场和黄金投资市场可同步发展，即采矿企业去采矿，黄金饰品企业去卖黄金饰品，黄金金融企业去搭建交易平台，为提升中国在国际黄金市场中的地位各司其职。
END
★中国如何才能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
中国作为全球黄金产量第一大国,提供了全世界稀土需求的九成，铁矿石进口占了世界进口总量的85%；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石油买家，我们明明作为供给方，却无法左右产品的定价，“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降价”，成为我们部分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无奈的调侃。
那我们究竟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的商品市场，争取不止黄金乃至所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知识点】这个问题涉及什么叫市场定价权的问题。市场定价权并不是谁的需求量大，谁就能够获得定价权，这涉及一个市场的形成问题。
第一，要有庞大的交易量，这是一个重要的点。
比如说在北京郊区，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在几个大型批发农贸市场中，北京所有末端销售环节的零售商都会去这几个大市场中采购，这几个市场就会形成一个普遍的各种农产品的交易价格，它最后决定了北京市区里每天蔬菜、鸡蛋、水果的价格。
第二，要具有着强大的资金支撑，使得市场流动性特别好。
这个市场它要具有着迅速出货的能力、极大的吸纳能力。就是当你买卖任何货物的时候，无论规模再大，一笔交易也不会影响价格的最终水平，这个叫流动性好。
流动性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商品在出手过程之中，速度会非常之快，而且无论多么大，都不会影响市场的价格，导致明显的波动。能够达到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市场流动性特别好。
市场流动性的本质是当你要想把一种商品变现，或者购买一种商品的时候，可以迅速成交，并且对市场构不成太大影响，而市场流动性好来自于巨大的资金支撑。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很多市场，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国际上，中国明明是最大的买家，但却没有真正的定价权。就是因为交易量，大量的资金和资金背后涉及的市场深度。当你的交易量不足以主导全球市场，那最后你就不能说了算。
大家可能会问，说我买的量最大为什么还是交易量不足？这是由于你缺少金融衍生产品，人家通过衍生品市场可以把一吨的量做大成十吨、二十吨、五十吨，就像在现货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所形成的现象一样，99%以上都是期货衍生产品交易，一点点的实物交易量完全被边缘化了，所以实物交易就构成不了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
另外我们还会发现，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但是仍然影响不了黄金价格，虽然是全球铁矿石最大买家，也影响不了铁矿石价格，道理是一样的，石油也是如此。
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对全球价格造成明显的影响？这要求中国要发展一个既有深度，还有巨大杠杆效力，还有巨大交易量的市场。这个交易规模要在全球交易中占的比重远远大于其它市场，中国才能拥有这个市场所有的定价权。
现在由于中国没有金融衍生产品的配合，所以在这些市场中，就不可能做到交易量比别人更大。而且由于现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就很难作成一个这样的市场，很难形成这么大的交易规模，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困境相互制约的一个局面。
中国要想变成一个有定价权的市场，交易规模要远远大于其它的竞争对手，而要想放大交易规模，就要引进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引进这些又就会涉及巨大的监管问题，并且人民币不能自由流通又限制了这个市场的形成。
而想改革人民币自由兑换，还面临着人民币贬值，造成国际原材料价格相对人民币涨价的可能，并有进一步冲击国内经济的可能，所以这几个要素相互制约。
如果放开人民币，让它变成全球自由流通的货币，就会影响国内所有的方向，一旦人民币有了一个国际化的汇率，或者变成一个浮动汇率，这反过来意味着全国所有的涉及对外投资、采购、出口的企业和个人，都需要对冲汇率风险的业务，因为人民币每天都在不停地、没有规律的上下波动。
那怎么办？大家只有买汇率对冲的保险。这种保险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企业和个人的一种额外负担，其实是在缴纳一种汇率波动的税。全球最大的这种汇率对冲交易的市场显然还是在国外，这就等于全国的企业和个人都在向海外的金融市场交税。
所以这几个因素是相互制约的，现在我们国家要改革，那么到底哪个因素更优先，这就是我们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先把自己的市场规模做大，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之后再开放货币？还是在放开货币之后再去促成全球最大的市场？还是同步改革和做大市场？这个问题必须要首先探讨，探讨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想其它各个市场定价权的问题。
当然，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果，或者叫经验，很多都是现在回过头去总结出来的，在当时只是制定了一个比较粗略的、笼统的改革方向。而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势必造成了很多的浪费，走了很多弯路。
所以在现在我们设计改革方向时，要尽量发挥顶层设计的集约优势，减少绕远路和浪费。但同时也不能把自己绑得太死，改革过程中发现有好的办法和道路，也要及时地调整，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矿业汇)
本文为中国选矿选煤网编译整理，如需转载请保留原文网址：http://www.xkxm.com/news/20171024-106815.html，谢谢合作。
